1、上海街头出奇的宁静

 

我住的小区是上海徐汇的一个封控小区,目前还没有解封,但只要向居委申请通行证,还是可以出门看病的。

在电话联系以后,我到居委填写了一张表格,写明最近两次做核酸的时间与出门事由,居委大白盖了一个章,我就可以凭这个申请单出门了。

 

五月四日清晨,我骑电瓶车去第九人民医院看牙科门诊。这是一个多月来第一次上街,颇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新鲜感。从小区到医院的一路上,空旷的大街见不到一个行人,即使是快递小哥也不多。

往日繁华的林荫道,连汽车也不见踪影,这种出奇的宁静,倒还别有一番趣味。我就在路边停车,拍了张街景照片作为留念。这可以说是上海建城一百多年以来未遇的奇观,解封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。

40分钟骑车途中,看不到一个交警。近医院的一条小路边上,遇到一个大白,他问我上哪里去,我说去九院看病。他也没查看我的通行证,就让我走了。

 

医院大厅里人不多,相当于过去的五分之一,我在九院底楼挂号窗口看到一个挂号的老人让人同情。挂号时他的核酸检验报告还没有出来,等到报告出来时,他预约的专家门诊号已经失效了。

他向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苦苦争辩解释,但对方回答,这就是医院的规定,没有办法。

 

我真为这位老者担忧,一个月不能出来看病,估计也不是小病,好不容易申请到了通行证,到医院看病时却遭到拒绝,这是多大的打击?世上总有很多不幸的事,我们的制度规定是不是应该更人性化一些,来减轻普通人的困难与不幸呢。

 

这次疫情也显露出我们社会中一些消极的东西,例如,某些官员素质不高,凡事一刀切,层层加码,对上负责,对下不负责,上下反馈机制的不足,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匮乏,人道主义文化的缺失,体制与社会文化中的种种短板也很多。

 

疫情中显露出来的这些社会问题,会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国运的深层次因素。希望疫情过后,我们社会能从上到下,都对这场灾难进行深入的理性总结与反思。

古人说,“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”。社会困局中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一个民族的财富,然而必须通过深刻的反思,才能转化为民族的经验资源。

 

2、与一位极端思维者对话

 

我把出小区治病的这段经历与途中拍的相片发到朋友圈里了,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士在我的朋友圈里责问说,“你居然在空旷的大街上看出来别有趣味”!他极为愤慨,认为我是一个“麻木的人”,“对疫情中的苦难缺乏同情心”,并认为我不配是一个文人,他决定把我从自己微信中删掉。

 

我在朋友圈是这样回复他的:在你删除我以前,请容许我对你说一句。我特别欣赏俄罗斯作家格林说过的一句话,他说"我每天总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,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"。

没有艰难岁月中的浪漫和潇洒,不配是一个真正的人。不懂得苦难中的浪漫和潇洒,也无法理解真正人生。

 

格林是俄罗斯20世纪初期的一位浪漫主义作家,格林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,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。他以自己对生活的信心与热爱,超越了种种人生苦难。

他的中篇小说《红帆》被改编成电影,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国放映过。当时我还是个少年人,我至今对电影中的浪漫诗意印象深刻。我之所以想到引用这句话,因为它曾是我在人生最艰难时刻的座右铭。

 

这位对我不满的先生很快又回复了,我以为他消除了误解,会同意我的看法。没料到的是,他说,“在垃圾堆上欣赏太阳,那是典型的犬儒主义”!并写了一段带有侮辱人格的话,他说,“都如你这般,如蛆虫一样,在粪坑里看见一丝热的大便就欢心雀跃”。

他把我的话等同于“粉饰太平”,还要求我不要对他回复。他写道,“你回复了,就是承认自己是蛆虫了。”另外还写了一些不宜引用的、不堪入目的骂人的话。

 

他的回复让我出乎意外,可以说,我遇到了一位具有极端思维的网络人士。从人类的思想史上来看,无论是左的极端,还是右的极端,无论是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极端,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,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的波尔布特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充满着自以为是的“道德优越感”。

凡是不同意自己意见的,就是动机不良,就是不正义,就是邪恶,凡是邪恶,就必须予以清除、打倒乃至从肉体上予以消灭。

 

“道德优越感”——“正邪”两值分类——“有你无我”的斗争哲学,就构成了此类人士判断事物的三步曲,就形成他们对世界万物的解释框架。他们甚至对情绪不如他们那么激昂亢奋的人,也都判定为叛徒,投机分子与动机不良。

理性与中道,同情地理解对方,在和而不同中,彼此交流互动,在他们是完全不可接受的。

 

令人忧虑的是,当今中国的微信与网络世界里,国人处于左右两个极端的撕裂状态。各方都是恶语相向,把对方指责为动机卑劣的邪恶者。其实,他们虽然在几乎所有观点上势不两立,然而,在思维方式上,在判断与表达观点的“深层句法”上,却是惊人的一致。

这是因为,他们都有着文革激进文化的传承。(众所周知,无论是小偷还是警察,虽然角色不同,但讲话使用的句法是一样的。所谓的深层句法就来源于此。)

 

这让我又想起了文革时期在上海嘉定工厂参加一次反帝游行,当时有一部满载牛奶的奶罐车,一不留神开到我们厂的游行队伍中间来了,游行队伍中的一些人大为愤怒:这不是破坏革命大游行的罪恶吗!

于是一伙人冲上去,以“正义者”的姿态把驾驶员毒打了一顿,据说把司机的门牙都打断了。(后来听厂里人说,那位可怜的被打者解释说,由于满车罐的新挤的牛奶必须立刻送去消毒,否则全废了。为了赶时间,才不小心驶进了队伍)。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极端思维的例子。

 

 

读到此人的回复,绝对不能说自己会心情舒畅,好在多年来,我经历了太多与极端思维人士的思想冲突与碰撞,也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于是,我再次对他回复说:

 

——灾难与苦难中的乐观,并不等于对苦难的赞美与歌颂,更不等于对自然灾难中产生的种种次生灾难与种种不幸的无动于衷,你把对苦难事物的态度,与苦难中的人生处世方式,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在一起了。

 

—— 你骂得再厉害,我也不回敬,我知道极端文化在社会上是何等根深叶茂,我知道你实际上是一种极端文化的受害者。老弟,息怒,或许几年以后你会清醒一些,或者那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错了。

 

原以为我这封讲理的信,会让他理解,没有料到他更为恼怒,他在短信中表示,如果我再回复他,他就要开骂了。我已经领教了他发出的恶语的厉害,也不再与他联系了。

 

我们的网络与微信中充满着语言暴力,一方面,网上有人鼓吹要求政府派“志愿军”去欧洲,帮俄国打仗,凡是反对这样做的人就是胆小鬼、汉奸、投降派,另一方面,我遇到的这位极端人士,仅因为我说“宁静的街道上别有一番趣味“,就把我视为“粉饰太平”的“蛆虫”来谩骂。近年来,中国民间的思想处于撕裂状态,日益对立。

 

与这位极端人士交流,让我感到一种担忧,他的仇恨心如此之强烈,对不同意见的人如此势不两立,对激昂情绪者讲道理是多么苍白无力,这件小事就足以说明。想用中道理性来说服左或右的极端派,是多么困难。

 

3、与国人的恶根性告别

 

疫情总会过去,而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更艰难的时代。

 

俄乌战争发生以后,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将更为严峻,新的疫情还会时不时地挑战我们的神经,不断让我们付出更多艰辛努力。政府发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号召,表明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,“逆全球化”的时代已经来临,中国势必面对以往四十年从来没有经历的严峻的经济局势。

人口出生率在持续下降,社会上的种种内卷化让人们忧虑。每年有上千万的大学生需要就业,社会上的待业人群却在增加,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重重。民间社会中左右撕裂的状态并没有改善,反而会在矛盾中进一步激化。此外,疫情中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矛盾,将持续影响我们未来十年二十年。

 

这些因素合在一起,我们必须为未来不确定因素的不断增加做好准备。

 

有朋友问我,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了,局势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严峻?外部因素固然是一个方面原因,社会深层次的矛盾的暴露也是另一方面的原因。

 

更重要的是,在困境来临时,我们国人应对困境的精神态度与文化手段,存在着巨大的问题。中国人身上极左时代形成的陈旧的思维方式,价值观念,残存的极端思维会从假死状态重新复活。

一旦国际环境恶化,国内经济困难出现,各种“阴谋论”思维、亢奋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、自以为是的“厉害国”观念,受害者式的悲情主义,都会被重新激活,它们会取代人们的常识与经验,并且具有传染性。

这是因为每个人思维中多少有过它们曾经的活动轨迹。甚至已经被全民否定的“阶级斗争”的观念,也会很轻易地回到我们生活中来支配人们的思维。加上人道文化的缺失,以及其他种种恶根性,其中有二千年来的专制统治形成的文化习性,也有十年动荡时代的左的思潮在国人精神与心理上积淀的文化惯性。都可能会在艰难时期不断被激活。

 

事实上,前些年来,这些恶根性的东西,它们曾经淡出了我们的精神生活,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时,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时,当时中国人的心态与精神状态,要比现在健康得多,温和得多,开明得多,中国人中的朴素的人道主义同情心,在国力上升时期也健康的萌发着,茁壮地滋长着,在民间表现出饱满充实的生气,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也要和美得多,官员也要体恤民意得多,民间的戾气比现在要少得多,那时社会上也远没有后来的“左右撕裂”与“厉害国”的狂热。

 

旧文化 ,旧思维,旧事物在真正死亡以前,曾经会有一个假死阶段,处于假死状态的旧文化,一旦有了适宜的条件,就会从假死状态重新复活过来,一旦被重新激活,它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,支配我们,影响我们,干扰我们走向新文明的努力。

我想起了一百多年前的严复,他在给他的学生熊纯如的一封信中,写过的一段含义深刻的话:

“华族终当强立,由此强立之先,以其有种种恶根性及种种不宜存之性习,故须经层层洗伐,而后能至。”

专制文明千百年来,以及文革极端时代以来,积淀了许多看不见的民族劣根性,这种文化性习太深厚了,要克服它们,远比我们想像的更困难。

至于中国人要受多少磨难,才能走上真正的强立这一坦途?严复说了一句深刻的富有历史感的话:“但问其恶根性及不宜存之性习之多寡矣足矣”。

 

我们内心深处这些恶根性的东西,存留越多,我们走向新文明的路途,就越漫长。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,并如同防范新冠病毒一样,警惕它们对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传染、干扰与支配。判识这种种恶根性,并与之斗争,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命。

 

4、做一个乐天知命的人

 

有朋友问我,在上海疫情中,我是怎样度过的。我回复说,每天看微信中种种消息,往往让我心焦,我也会思考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。另一方面,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写作与读书。

 

我说,我的生活节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,在疫情前,我每天早上要在小区的墙头打壁球六百次,每天都是满头大汗,一年就可以积累到十八万次。

现在封闭在家里,我的运动量几乎并没有减少,我每天在家深蹲运动四百次,一个月就积累了一万二千次。我比许多人更重视运动,坚持运动凡二十年,连脂肪肝都消失了,这是对我多年坚持“间歇性的高强度运动”的回报。

 

我绝不相信年岁上去了,就应该像乌龟一样不动。健身的目的,就是为了让自己有良好的生活与写作状态,我要保持健康的身体与灵敏的思维,来从事我的著述。可以说,我是疫情中受影响最小的人中的一个。我力争做一个“乐天知命”的现代儒者。

 

什么是乐天知命?对此我有自己新的理解,所谓乐天者,就是理解了宇宙的法则,理解了生命的含义,以及“善良终究战胜邪恶”的t千百年人类文明的大趋势。这就是乐天。用通俗的话来说,就是因相信天道而乐观。

 

凡生活中的一切恶事与灾难,我的理解是,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走向新文明的过程中,必须克服的障碍与付出的代价。虽然这种代价有时很惨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乐观主义者。这种信念也是我的精神支点,它让我可以避免悲观厌世、虚无主义。抑郁症是与我无缘的。

这种人生态度,得益于一位家乡老者的启示,那是1987年,我在长沙开会后,顺道回家乡衡阳探亲,见到我堂哥的一位患难之交,他曾是民国时期的一位老县长,十年动荡时期的生活当然是颠沛流离。

我问他,在那么艰苦的生活中,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自杀?这个重头问题立即勾起了他的深思,他想了一会对我说,因为他一直研读历史,从历史中,他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四人帮式的“法家”统治,从二千年历史看,总是短暂的,一时的,不会长久的,中国文明源远流长,中国终究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。这个信念一直支持着他,终于他还是等到了文革的结束,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。

乐天,让一个人在困境中会有一种坚持力,一种韧性。我还记得十年动荡中曾有一个不幸的受迫害者,因为对人生绝望而自杀了,而自杀后的第二天,他的落实政策的通知就发过来了。由此可见,乐天人生态度是多么可贵。

 

所谓知命者,就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,并不是由自己选择的,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出生的时代与环境。

既然命运让你出生于这个时代,生活于这块土地,就让我们享受这个时代的美好的一切,也同时必须承受这个时代中的种种不完美。其中有欢乐,也有痛苦,有焦虑,也有慰惜,既来之,则安之。我们生活于这个世界,生活于当下,这是我们的命。

 

乐天知命,心怀善意,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好,让自己在事业追求中,得到人生的充实。把我们从事的工作与事业,看作是人类文明洪流中的晶莹的小颗粒。

如同我在青年时代读过的小说《海鸥乔纳森﹒利文斯顿》中的海鸥那样,他在追求自我超越中,获得了精神升华,在他看来,世上没有天堂,天堂就是越飞越高。让自己成为文明进步大趋势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。这就是我所秉持的乐天知命。

这几天得知了一个消息,商务印书馆一位编辑来短信告诉我,我在今年三月份新出版的小册子《走出天下秩序——近代中国变革的思想视角》,上了“万圣书屋”四月份的销售排行榜。我的这本书并不通俗,原来以为不会有什么销售量,这个消息让我还是有点意外的惊喜。

 

在这本书中,我分析了中国近代特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,是如何支配、影响了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历史性选择的。我阅读了英法联军当事人的回忆录,让我搞清了火烧圆明园事件中的一些关键细节,例如,咸丰皇帝因对西方文化的误解,而作出了一个突然的情绪化的决定,导致人质事件,从而改变了历史。

 

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,还有不少人在认真读书思考,真是“德不孤,必有邻”。这也是对著书人的鼓舞。

 

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,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,我从来不去想自己的年龄,期待着还可以写作思考阅读二十年。既然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能在93岁还再次当上总理,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?

我将在我的近万藏书中度过此生。我希望在离开这个美好世界的时候,能看到的是一个更美丽的中国。

 

我的座右铭是:尊重经验常识,尊重社会多元,超越左右极端,务实理性中道,融入世界文明。在一个充满复杂的矛盾与变化的时代,做一个有着内心的自由追求,又能乐天知命的知识分子。

 

我最喜欢的儒家先哲的一句格言是,智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。

 

作者 | 萧功秦

历史学家、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